在中国传统艺术中，书法与绘画之间有着密切关联，同源共生，相辅相成。实际上，中国最早的象形汉字，就是用线条画成的画，后来才演变为现在使用的汉字。中国书法，不仅与绘画使用同样的笔、墨、纸张，且横平、竖直、点、撇、捺、磔的书法线条，也是绘画元素。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就曾明确指出：“石如飞白木如籀，写竹还应八法通。若也有人能会此，须知书画本来同。”(《秀石疏林图》题诗)另如中国特有的水墨写意画，亦与书法的行草意趣颇为相通。
意态纵横的书法艺术
书法是以汉字为表现对象，以笔墨为基本表现手段，以线条笔画及整体布局来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，有“无言的诗，无形的舞，无图的画，无声的乐”之美誉。书法艺术本体包括笔法、字法、构法、章法、墨法、笔势等因素。笔法也称“用笔”,指运笔用锋的方法，如提按、快慢。中锋、侧锋、逆锋、藏锋等，是书法的核心内容。字法也称“结字”,指字内点画的搭配、穿插、呼应、避就等结构关系。章法指的是一幅字的整体布局，如字与字、行与行之间的安排。墨法指的是墨的浓、淡、干、枯、湿的处理等。
中国书法的形成与发展历史悠久，从现有资料看，早在商代的甲骨文及青铜器上出现的古篆中，其线条及字体造型已具有明显的美术化与装饰化的倾向，已经体现出书法美的某些基本追求。战国时代出现的竹木简牍、帛书与石刻等，书法艺术的特征更为明显，大约见之于这一时代，字体介乎古文与秦篆之间的石鼓文(见图5-3),已被视为中国书法史上传世最早的珍品，对后世的书法与绘画艺术有着重大影响。秦汉时代，是中国书法艺术得以正式形成的时期，后世长期并存、活跃至今的篆、隶、行、草、楷等主要字体中，不仅篆、隶已极一时之盛，草、行、楷等字体也已崭露头角。
篆书有大篆、小篆之分。大篆通常是指秦代文字统一之前出现的甲骨文、金文、籀文等所有篆体文字，其特征是笔画繁多，形体多变，难于辨识。小篆是由秦代的李斯等人出于“书同文”的目的，改造、规范大篆而成，故又称“秦篆”。与大篆相比，小篆形体固定，用笔圆转，结体端严，古朴高雅，且较大篆易于辨识。现存据传系由李斯所书的《峄山石刻》《泰山石刻》《琅琊台石刻》《会稽石刻》等，即为秦小篆的范本。自汉代之后，由于篆书逐渐失去实用价值，因此影响其进一步发展，但仍出现了一些以篆书名世的书家，如唐代的李阳冰、宋代的徐铉、明代的李东阳、清代的邓石如等。另如元代的赵孟頫，除楷书与行书尤为精绝之外，篆书造诣也为人称道。
隶书是为书写方便、由篆书简化而成的一种字体，始自秦代，成熟于东汉。隶书与篆书的不同是：笔画更为简约，且有了粗细波磔之分；体式亦由长方变为扁方，由象形变为点线组合。隶书的出现，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，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，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，为此后中国书法史上的各种书派奠定了基础。由于汉魏之际在隶书基础上形成的楷书也被称为“隶书”,为示区别，时人据隶书“若八字分散”的特征，又将其称之为“八分书”。
隶书以汉代的成就为最高，现在能够见到的作品主要是碑文与简牍，如《张迁碑》《礼器碑》《石门颂》《曹全碑》《乙瑛碑》及《流沙坠简》《居延汉简》等。这些作品，或典雅朴拙，端庄平和；或雄浑刚劲，大气磅礴；或风神飘逸，而又法度谨严。也许是与汉碑、汉简的一度湮没有关，与篆书相类，汉之后的隶书长期未能得到发展，一直到清代，随着汉碑的不断发现，碑学的日渐为人重视，隶书才再度辉煌，曾出现了擅长隶书的著名书家何绍基、伊秉绶等人。
草书起源于汉代，本是汉隶的草写法，故又称“隶草”。发展至成熟之后称之为“章草”。章草之名的来历主要有三种说法：一是因兴起于东汉章帝时代；二是因主要用之于章奏；三是因为西汉史游的《急就章》是现在看到的最早的隶草。章草的特征是：用笔灵活，笔画连属，结体简约，但又保留了隶书结体较扁、字与字之间不相连缀的特点。汉代善章草的书家有杜操、崔瑗等人。草书的体式，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今草与狂草。今草又称“小草”,相传为东汉张芝所创，后经东晋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的进一步探索而臻于成熟。其特征是：笔画引带牵连，字字承接呼应，波折环转，体势妍美。狂草又称“大草”“醉草”,与小草相比，大草的结构更为简约，其笔力狂纵，灵动多变，通篇以意贯之，是最富有抒情意味的一种书体。大草是在小草基础上发展而成的，至唐代达到巅峰，代表其最高成就的书家有“颠张醉素”之称的张旭与怀素。张旭的草书，气势奔放，酣畅淋漓，传世之作有《古诗四帖》《草书心经》《肚痛帖》等；怀素的草书矫健有力，运笔奇异，传世之作有《自叙帖》《大草千字文》《苦笋帖》等。
楷书又称“真书”“正书”,是在隶书与章草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书体。与其他书体相比，楷书横平竖直，笔画清楚，形体方正，易于辨识。汉隶中实际已含有楷书萌芽，至三国魏时，经著名书法家钟繇的进一步演练，终于自成一体，并开始了此后以楷代隶的局面。晋代书法大家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的成就，楷书即是其重要方面。至唐代，由于楷书进一步脱去隶意，艺术成就也最为突出，涌现出了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颜真卿、柳公权等风神各异的一流楷书大家。欧阳询劲拔平正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,虞世南遒美凝练的《孔子庙堂碑》,褚遂良清雅舒展的《孟法师碑》《雁塔圣教序》,颜真卿浑厚雄健的《多宝塔感应碑》《麻姑仙坛记》《颜勤礼碑》,柳公权结体匀整的《玄秘塔碑》《神策军碑》等，均为唐代楷书中的典范之作。尤其以颜真卿、柳公权最为出色：颜氏书法筋力丰满，端庄雄伟；柳氏书法则骨力遒健，结构劲紧，所以又有“颜筋柳骨”的称谓。中国楷书发展到唐代可以说达到顶峰阶段。唐代以后，楷书呈衰落之势，但卓有成就者仍不胜枚举。如元代的赵孟頫，即因其突出的楷书成就，被后人与唐代的欧、颜、柳并称为“楷书四大家”。
行书是中国古人为了书写时的快捷简便而创造的一种书体，其特征介于草书与楷书之间：字的偏旁及部分笔画简略，结体相对自由，形态多有变化，布局亦潇洒活泼。行书最初兴起于汉代民间，后经文人书家推重，始自成一体。东汉书法家刘德升，即是行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，唐代张怀璀曾称其书作“亦甚妍美，风流婉约，独步当时”(《书断》)。由于行书简便易识，富有实用价值，汉之后得以迅速发展，至晋代已大为精到，出现了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等一代名作。此后行书名家名作也不断出现。唐代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,亦因其挺拔苍劲，有“天下第二行书”之誉；北宋书坛四家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的书法成就，也主要在行书方面。另如元代的赵孟頫、清代的赵之谦、吴昌硕等人，亦在行书方面各有创造。
由于政治经济、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，与其他艺术门类相同，在不同时代，中国书法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。清代书法家梁峨在《评书帖》中指出的“晋尚韵，唐尚法，宋尚意，元、明尚态”,被书界认为基本概括了中国书法史的主流格局。上述不同时代的大致情况是晋人的书法尤为讲究风度韵致，尊崇“神采为上，形质次之”(南朝王僧虔《笔意赞》),其作品多见飘逸脱俗、风流潇洒，反映了士大夫阶级的清闲雅逸，其代表作即二王书法；唐代书法尊重法度，结构严谨，气魄雄伟，体现了唐帝国稳健向上的时代精神；宋代书法则力倡适意，沉着痛快，不泥古法，如苏轼的《黄州寒食帖》、黄庭坚的《诸上座帖》、米芾的《虹县诗卷》等，均体现出如此特征；元明时期的书法，有尚古尊帖、刻意求工的倾向，注意在字的形态上下功夫。
当然，梁峨的概括也不尽确切，事实上，在明中叶以来的书坛上，也已出现了祝允明、文徵明、唐寅、王铎、傅山等人为代表的反叛传统，表现出狂放不羁的书风。至清代，又因与传统帖学相抗衡的碑学的兴盛，使中国书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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